曾国藩和倭仁:"同治中兴"的两个面向


倭仁与曾国藩同历嘉道咸同四朝,完全是同时代的人。 道光年间,他们同从唐鉴问学,相交为师友,是倡导理学的中坚; 同治时期,又同居高位,一立于朝,一主于外,成为“中兴”贤辅名臣。 然而,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,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,一为洋务运动的首领。 因此,从倭仁与曾国藩比较的角度观察理学与"同治中兴",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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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身与经世有人作了这样的假设:“假如曾国藩不曾出京办团练,一直留在朝中,他能扮演的角色和表现的心态,大概和倭仁不会相差很多。”揆诸史实可知,这个假设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。试想:为什么曾国藩能办团练而倭仁不能?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曾国藩出京而倭仁在朝的缘故。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叹服咸丰皇帝的知人之明。道光三十年(1850年),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就“用人行政”问题下诏求言,倭仁与曾国藩各上《应诏陈言疏》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并引程颗之言: “择天下贤俊,使得陪侍法从”,咸丰皇帝认为 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曾国藩则就“用人一端”详加阐述,认为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、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皇帝以为“凯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两相对照,在咸丰皇帝心目中留下的印象肯定是不同的。咸丰二年(1852年),咸丰皇帝在召见吴廷栋时,又特地询问了他的看法,吴廷栋认为曾国藩“虽进言甚激而心实无他”,倭仁“守道似近迂而能知大体”吴廷栋真不愧是曾国藩和倭仁的知交,一个“激”字,一个“迂” 字,刻画得如此传神,这不能不加深咸丰皇帝心中的初始印象。同年,何桂珍以性命担保 举荐重用倭仁,“投以艰巨之任”,咸丰皇帝不为所动,“未从其请”。咸丰四年,京师办团练,户部侍郎王茂荫奏请让倭仁“会同办理”,咸丰皇帝谕旨明白地宣称:“倭仁断无干济之才,况此事非伊所长”,终不得其请。不久即命倭仁入值上书房,“授惇郡王读”。后来,曾国藩也在私下里评论倭仁有“特立之操”, 然“才薄识短”。显然,倭仁只是有学养道德的“君子”人才,曾国藩才是有真正的“干济之才”。倭仁与曾国藩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,他们虽然都信守程朱理学,但是,从儒家传统的“内圣外王”标准来衡量,倭仁偏于“内圣”修身,曾国藩重于“外王”经世,他们正代表了晚清理学发展的两个路向:理学修身派,强调个体道德修养;理学经世派,注重建功立业。 讲晚清理学当自唐鉴始。唐鉴开启了晚清理学复兴的新风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他提 倡理学的复兴是要“守道救时”。关于“守道”,唐鉴著《国朝学案小识》,编制出一个严密的程朱理学道统传承体系,要“守”的就是这个承接孔孟的程朱理学道统。所谓“救时”,即经世,唐鉴说:“今夫礼乐兵农,典章名物,政事文章,法制度数,何莫非儒者之事哉! ”然而,唐鉴本人“守道”有余而“救时”不足。或许可令唐鉴欣慰的是,他的门徒倭仁与曾国藩此后一为 “守道”的主将,一为“救时”的重镇,是他们共同高举了理学大旗,使程朱理学一度在咸同时期兴盛起来,蔚为一股潮流。

唐鉴像

倭仁是理学修身派的代表,是理学的正统派。所谓正统的程朱理学,主要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。倭仁正是如此。倭仁不仅自己注重道德心性修养,踏实做